摘要：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发展格局加速构建的背景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是理论与实践亟待厘清的关键问题，关乎产业效率提升与经济循环畅通。本文以2007—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地方政府主导型数据交易平台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作用机制、异质性特征及经济后果。(1)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显著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相较于未设立数据交易平台地区的企业，试点城市企业专业化分工平均提升1.7%。该结论经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及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3)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市场占有率低及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体现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弱势市场主体的赋能优势。(4)经济后果检验证实，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与综合绩效。基于研究结论，政策层面应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与交易标准，均衡布局数据交易平台，通过发放数据券、算力券等方式定向赋能弱势企业，推动产业链协同破解信息孤岛；企业需主动拥抱数据要素改革，强化数据应用能力，不同类型企业应实施差异化数据战略，以专业化分工提升核心竞争力。本文拓展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为构建高标准分工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张肖飞, 崔志强, 郭子涵, 史璐寒

2026 , 65 (2) : 1-26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互动也在向数字化方向延伸，而在多市场接触的竞争常态下，企业是否会在数字化转型战略上形成相互克制，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回答。本文以中国家电行业为研究对象，选择2014—2021年中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动态竞争下多市场接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未吸收冗余与组织协调性的调节作用，旨在回答动态竞争理论中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是否同样适用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这一核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多市场接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U形关系，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受到多市场接触下“相互克制效应”的负向抑制以及企业在多市场竞争中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要的正向驱动影响，说明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同样适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2)未吸收冗余对主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表现为使U形曲线的拐点向左偏移，多市场接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关系会更早出现。(3)组织协调性对主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表现为使U形曲线的拐点向右偏移，多市场接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关系会更晚出现。本文拓展了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在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应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企业要认识到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对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负向影响，正确评估竞争态势，不断提升应用数字技术管理多市场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还要注重盘活企业内部未被充分利用的冗余资源，注重提升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

2026 , 65 (2) : 27-50

摘要：作为深度嵌入地方社会结构的非正式网络，宗族文化在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发挥着重要而复杂的作用。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强调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与位置如何塑造其行为，但相对忽视了企业经济行动背后的文化与认知动机。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从文化嵌入与社会网络互动视角出发，利用地区宗族文化强度的异质性，实证检验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非线性作用，并探讨在不同类型网络嵌入背景下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随着宗族嵌入强度上升，内群体网络带来的信任与资源协同等正向收益呈边际递减，而由认知封闭与路径依赖导致的负外部性边际递增，宗族嵌入对创新投入的总体影响呈倒U形。(2)作为正式制度嵌入，政府补贴为企业提供互补性的制度资源，在前期与宗族嵌入的正向作用产生协同，放大其促进效应；在后期则加剧其认知封闭与路径依赖的约束效应，从而强化倒U形作用。(3)作为网络结构嵌入，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为企业提供替代性信息与资源通道，稀释宗族嵌入的正向作用，同时路径依赖与认知锁定效应仍然存在，使边际递减更早出现，导致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向左移动。由此，本文拓展了文化嵌入对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回应了社会网络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进一步揭示了文化嵌入与多元关系网络在互动中如何共同塑造企业创新决策。政策上，政府应充分考量本地文化土壤与社会结构特征，在适度嵌入条件下，宗族文化可转化为促进企业协作的治理资源；同时，应引导企业完善现代治理与管理机制，推动其在开放协作中持续释放创新潜力。

郭旻瑞, 史依, 张悦

2026 , 65 (2) : 51-74

摘要：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日益突显，深入理解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个体决策中的认知资源理论和烙印理论，本文以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以企业董事长童年时期高温暴露天数为解释变量，以研发投入、资本支出、长期债务等指标为被解释变量，实证研究了企业董事长童年时期的高温经历对其所在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董事长童年时期的高温经历会显著提升其所在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2)机制分析显示，高温经历主要通过塑造董事长的风险偏好发挥作用。在高温环境下，个体认知资源消耗加剧，决策更依赖直觉系统，从而更关注高收益，忽视潜在风险，形成长期的风险偏好烙印。这种偏好在其成为企业决策者后，体现为更积极的研发投入、更高的资本支出与长期债务水平。(3)异质性分析表明，董事长早期高温经历对其所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强度不同而呈现异质性。对于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强度高的公司而言，董事长早期高温经历对企业的风险决策不产生影响；而在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强度低的企业，强化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能有效抑制董事长早期的高温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从气候变暖对个体行为决策影响的视角丰富了高管个体特征对公司风险承担决策影响的研究，为气候变化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提供了来自企业风险承担决策的经验证据。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企业应通过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强化外部监督，弱化决策者早期经历对当前战略决策的潜在影响，从而提升决策理性，推动企业长期稳健发展。

潘敏, 李伊龙, 李静静, 李媛媛

2026 , 65 (2) : 75-99

摘要：在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初创企业由于具有“新生弱性”的特征而面临生存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因此，如何培养创业团队韧性就成为抵抗这种弱性的关键。本文基于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构建了以共情为前因变量、团队互动过程为中介的韧性形成模型。对82个创业团队的问卷调研数据进行路径分析与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均能促进团队韧性的形成。在创业团队中，认知共情促使成员产生理解彼此思考方式的倾向，情感共情激发成员感知彼此情绪状态的本能，二者共同构成了应对逆境的心理基础。(2)事实导向互动与情感导向互动在共情和团队韧性的关系中发挥了双中介作用。认知共情不仅能直接促进团队成员间事实导向的讨论与决策，还能通过增进成员间的相互理解减少人际摩擦。情感共情在强化团队情绪联结的同时，也通过建立心理安全氛围促使成员更开放地参与事实性交流。这两种共情特质共同作用于团队的双维互动系统，形成相辅相成的韧性构建机制。本研究发现为理解创业团队韧性形成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提升团队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拓宽了思路。依据双维共情通过双维互动协同提升创业团队韧性的核心结论，针对创业团队高不确定性、高资源约束、高失败风险的现实困境，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提出以下策略建议：在危机应对中，团队应通过双维共情构建认知同步与情绪稳定的韧性基础；在资源受限条件下，团队可借助双维共情实现有限资源的精准配置与充分释放；在风险事件后，团队应当将集体复盘作为韧性建设的重要节点，把危机应对经验沉淀为团队韧性的重要资本。

耿瑶, 雷宏振, 兰娟丽, 闫驿航

2026 , 65 (2) : 100-116

摘要：在数字化工作场所，员工-AI协作流畅性已经成为改进员工工作效果的重要因素。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厘清员工-AI协作流畅性的概念，其结构和测量也尚不清晰，致使现阶段实证研究滞后。为此，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探究员工-AI协作流畅性的内涵及维度结构。首先，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获取样本数据，并基于扎根理论进行三阶段编码，归纳出员工-AI协作流畅性的核心范畴与结构维度。其次，依据编码结果开发测量量表，按照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程序，对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最后，采用问卷法收集样本数据，并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进行了新开发量表的后效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员工-AI协作流畅性是一个包含可理解性(含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可预测性(含意图预测和行为预测)、适应性(含自我调整和自我学习)、连续性(含跨平台衔接和记忆延续)和同步性(含实时协同和即时性)五个维度的多层次构念。(2)本文所开发的包含五个维度18个题项的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3)对新开发量表的预测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员工-AI协作流畅性显著正向影响员工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本研究结论拓展并丰富了员工-AI协作流畅性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内涵，为员工-AI协作流畅性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测量工具。此外，结论表明企业不仅应在技术层面重视人机协作流畅性的系统性优化，还应在管理层面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流畅性评估机制，以进一步优化协作效果。

辜凌莹, 万德敏

2026 , 65 (2) : 117-137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并行的宏观背景下，“数字银发族”已成为关键消费力量，但生理机能、数字素养及社会风险等障碍仍制约着其消费潜力的释放。本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及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PSM)等计量方法，系统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不仅显著提升了老年群体的消费规模，更驱动了其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与享受型升级。具体的影响机制表现为“信息渠道补偿效应”与“生活障碍替代效应”,互联网既通过提供信息增量弥补了传统社交渠道匮乏导致的信息差，又通过数字化工具显著降低了线下交易成本，有效缓解了生理机能受限或地理空间约束带来的线下购物困难。(2)异质性分析显示其对女性、单身、低教育水平及缺乏子女支持的弱势群体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这一后发优势现象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既往面临更高资源约束的群体在数字化转型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更大，有力证明了数字技术具有显著的普惠性赋能价值。本文为企业在银发经济中构建核心竞争力提供了管理启示。首先，企业应基于数字融入机制实施动态市场细分，对于受补偿效应驱动的群体强化社交与情感交互，对于受替代效应驱动的群体则侧重工具价值与效率优化。其次，应重塑价值主张，战略重心从满足基础生存需求转向提供高附加值的情感体验与自我实现价值。最后，需构建兼顾易用性与信任感的用户体验生态，通过深度适老化改造降低老年消费者认知负荷，并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以降低感知风险，从而构建长期品牌信任。

王翠, 孙琦, 任明丽

2026 , 65 (2) : 138-158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场景中的广泛应用，企业普遍采用拟人化策略以优化用户体验并影响消费者决策。然而，现有研究关于人工智能拟人化类型(形式与行为)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分歧，缺乏系统性的整合结论。为厘清形式拟人化与行为拟人化的差异化效应及其边界条件，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对国内外45项实证研究、72个独立样本(总样本量N=35071)所报告的196个效应值进行量化综合，旨在揭示两类拟人化对消费者态度影响的异质性，并考察人工智能形态(实体vs.虚拟)与文化背景(东方vs.西方)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表明：(1)形式拟人化与行为拟人化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形式拟人化(如外观等视觉特征)在激发消费者积极情绪与提升感知价值方面更为有效；行为拟人化(如语言风格等交互特征)则在增强消费者认知态度(如感知温暖、信任、互动意愿)与行为倾向(如使用意愿、满意度)方面表现更为突出。(2)人工智能的物理形态调节拟人化效应，在虚拟形态下，形式拟人化更易引发积极情绪与自主感知。(3)文化背景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东方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对行为拟人化的态度与行为接纳更强；西方文化背景下，形式拟人化引发更积极的情感与认知态度。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管理启示：企业应实施“场景适配”的拟人化策略；在开发虚拟与实体人工智能时，应分别侧重形式创意与行为自然性；跨国企业需依据文化差异进行拟人化本地化优化。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拟人化前因变量及其对消费者实际行为的长期影响，以完善人工智能拟人化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指导。 

范庆基, 戴燕, 徐静

2026 , 65 (2) : 159-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