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正深刻变革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方法论创新提供了新契机，但我们对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还缺乏全面认识。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以79本核心国际期刊为检索来源，基于大语言模型辅助筛选与人工全文评估的两阶段流程，最终获取143篇文献，旨在厘清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法中的应用路径、分布特征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聚焦于三条路径：一是变量识别与测量，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将文本、音频、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变量，突破传统自陈式问卷的局限；二是验证变量间关系，借助机器学习算法探索传统线性模型难以捕捉的复杂非线性关系；三是主题归纳与定性解释，运用主题建模等技术从大规模文本中提炼核心主题。三条路径的共同特征在于对非结构化数据的量化和分析，这正是人工智能相较于传统研究方法的核心优势。从应用分布看，招聘与配置、员工关系管理是采用人工智能进行研究最集中的两个领域，主要得益于这两个领域积累了大量易于获取的数字化文本与行为数据；而薪酬福利、培训开发等领域采用人工智能进行研究的文献有限。技术路径以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为主，大语言模型的兴起正逐步拓展人工智能在质性研究中的应用空间。未来研究应提升AI方法论的透明度与报告规范性，建立统一的技术术语体系以促进跨学科交流；应发挥大语言模型在理论生成与质性分析中的潜力，从而做出更大的理论贡献；需审慎应对大语言模型介入研究全流程引发的数据保密、结果可复现性及过度依赖等伦理挑战，确保AI赋能研究创新的同时不损害学术诚信与科学严谨性。 

牛彦淞, 杜旌

2026 , 66 (3) : 1-16

摘要：在当前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员工对幸福的追求与企业建设幸福型组织被视为提升员工敬业度的关键路径。然而，以往研究尚未关注个体追求幸福的动机和组织实施的幸福管理如何提升员工敬业度。因此，本文探究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和个体幸福取向对员工敬业的直接影响和交互效应，能够丰富员工敬业的前因，并对组织设计精准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干预措施具有重要启示价值。本文基于68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或主管与604名员工的配对调查数据，开展以下研究：将快乐取向、专注取向和意义取向视为幸福取向的类别构成型指标，分别检验其对工作敬业的预测效度；揭示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是否对员工的组织敬业产生影响；考察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在三类幸福取向和工作敬业之间的调节作用，以及三类幸福取向分别在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敬业之间的边界效应。结果表明：幸福取向框架中意义取向与专注取向正向预测工作敬业，快乐取向则负向预测工作敬业；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直接促进员工的组织敬业，但是不能激活三种幸福取向对工作敬业的有效预测；幸福取向框架中意义取向能增强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的驱动效应，然而快乐取向和专注取向均不能调节二者之间的积极关系。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管理启示：坚持长期主义的稳健型企业在员工甄录时应将幸福取向纳入选拔或职位匹配的标准范畴，优先录用意义取向或专注取向的候选人；数字时代的企业应以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为突破口，有效激发员工主动建构与组织的互利关系；企业围绕成长发展、共创共享和民主协商实施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对赢得意义取向员工的组织敬业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陈建安, 黄立佳, 马兵倩, 刘容志

2026 , 66 (3) : 17-38

摘要：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制度是我国环境监管执法的重要创新举措，但其真实执行效果如何仍需进一步论证。本文以2010—2023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环境监管执法效力提升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制度显著降低了重点排污名单企业的漂绿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该制度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抑制企业漂绿，一是改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抑制其环境信息粉饰下的漂绿动机；二是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缓解其环境治理行为掩饰下的漂绿倾向。信息环境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制度的积极作用在信息环境较差如内部控制水平较低和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外部监督层面异质性分析则揭示，此类随机抽查制度的正面影响在外部监督较弱如政府和公众环保关注度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制度实施效果的认识，为我国环境监管创新举措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从监管执法效力视角丰富了企业漂绿行为治理的相关研究。因此，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要持续推进和完善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制度，充分发挥该制度在推动企业环境治理方面的积极效果。在环境监管举措日益完善的现实背景下，企业一方面应强化环境治理投资、减少在此方面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内控制度建设以及与信息中介如分析师的沟通，从而让外界更好地了解其采取的环境治理举措以降低监管遵从成本。此外，地方政府应提高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和调动公众力量，积极推进生态环境现代化建设进程。 

王佳妮, 陈华玲, 余怒涛, 苗瑞晨

2026 , 66 (3) : 39-70

摘要：“沪深港通”作为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实践，是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在金融领域的关键探索。本文以2009—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沪深港通”标的名单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ESG漂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ESG漂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信息效应、治理效应及资源效应是资本市场开放抑制企业ESG漂绿的重要机制，具体表现为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减轻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环境规制较严格、市场竞争较激烈的样本企业中，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ESG漂绿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这意味着较强的环境规制与较充分的市场竞争有助于强化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ESG漂绿的治理效能。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ESG漂绿的治理作用，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在政府与监管层面，应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与环境规制协同发力，完善ESG信息披露制度，建立跨部门联动监管机制，提高虚假披露的违规成本；第二，在市场与交易所层面，应细化ESG信息披露标准，强化定量披露要求，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反馈增强市场声誉约束；第三，在企业层面，应建立规范的ESG数据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将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融资改善与外部监督压力转化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治理优化的动力，以真实可持续的ESG绩效支撑企业高质量发展。

杨海霞, 夏润田, 张晓明, 王彦闻

2026 , 66 (3) : 71-97

摘要：时间标志不仅显著塑造了个体的认知与行为，也会导致消费者对特定产品产生差异化偏好，但已有研究尚未关注其能否对一般消费类型的相对偏好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考察了消费者在开端与末端时间标志下对于实物和体验消费的相对偏好是否存在差异，并探索了其中的心理机制及边界条件。本文依托Credamo在线实验平台招募2626名被试进行了4项正式实验和3项补充研究，在一天、一月与一年等不同时间尺度上操纵时间标志，系统检验了时间标志对消费类型偏好的影响，心理模拟难易度的中介作用及产品熟悉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处于末端（vs.开端）时间标志时，消费者更偏好实物消费而非体验消费。该效应在夜晚相对于清晨、月末相对于月初以及年末相对于年初等不同情境下均得到一致支持。（2）心理模拟难易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相较于实物消费，体验消费的偏好形成更依赖对未来消费过程的生动想象，而末端时间标志下消费者对体验消费进行心理模拟更困难，从而更难被体验消费所吸引。（3）产品熟悉度会削弱上述效应，当产品熟悉度较高时，时间标志对消费者消费类型偏好的影响显著减弱。本文将时间标志这一高频且普适的情境因素引入消费类型偏好研究，拓展了时间心理学与消费者行为的交叉研究，并揭示了体验优势具有情境依赖性。基于本文发现，企业可结合不同时间节点优化营销策略，在末端时间标志下强化实物产品推广，在开端时间标志下突出体验产品推荐；同时通过情境化展示与预热传播提升消费者对体验产品的心理模拟流畅性与产品熟悉度，以缓解末端时间标志对体验消费的不利影响。

金文玉, 曹琪, 王晓玉

2026 , 66 (3) : 98-118

摘要：企业往往不惜高昂的成本聘请明星作为代言人以提升品牌知名度、广告评价和产品销量等。近年来，一些企业创新地设计或聘请明星的虚拟形象作为广告代言人，以期获得良好的营销效果。基于良性冲突理论和恐怖谷理论，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共收集586个样本以检验明星虚拟形象的代言模式对广告评价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基于现实或虚拟场景，本研究采用不同类型的明星虚拟形象为不同品牌的产品代言，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实验1的结果显示，相较于独立代言，消费者对明星虚拟形象与真人同时代言的广告评价更积极。实验2发现，相较于独立代言，明星虚拟形象与真人同时代言的广告会产生更高的良性冲突感知，进而引发更积极的广告评价，良性冲突感知在上述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实验2还排除了冲突感知的竞争性解释机制。实验3的结果显示，明星虚拟形象的形式真实性在明星虚拟形象的代言模式对广告评价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明星虚拟形象与真人同时代言（vs.独立代言）增强了消费者的良性冲突感知进而产生更积极的广告评价，这一效应只在明星虚拟形象的形式真实性较低的情境下成立，而在形式真实性较高的情境下并不成立。实验3还发现，在形式真实性较高的情境下，明星虚拟形象与真人同时代言（vs.独立代言）让消费者产生了更强的怪异感，进而对广告评价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外，实验3还排除了创新性感知的竞争性解释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完善和深化了虚拟代言人相关研究，还帮助明星虚拟形象的设计者和运营者更加了解明星虚拟形象如何被人们评价和感知，为企业制定更优的广告代言策略提供了参考建议。

李研, 向小芳, 陈维

2026 , 66 (3) : 119-140

摘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老字号品牌在当代市场面临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脱节的活化困局。近年兴起的联合品牌实践虽为其提供了破局路径，但学界对“何种叙事设计能有效激活老字号”这一核心机制缺乏系统性解释，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叙事设计有效推动老字号的品牌更新与形象重塑，已成为急需深入研究的议题。本研究聚焦新老联合品牌故事的叙事方式（共时性vs.历时性），系统考察其影响老字号品牌共鸣的边界条件与内在机制。两项实验研究发现：首先，叙事方式与品牌个性契合度（高vs.低）对品牌共鸣存在显著交互效应，当新老品牌个性契合度低（vs.高）时，采用共时性（vs.历时性）叙事方式更能激发老字号品牌共鸣。当新老品牌个性高度一致时，历时性叙事通过时间轴强化历史连续性，更易激活怀旧情感；当新老品牌个性差异显著时，共时性叙事则通过场景化并置强调当下协同价值，有效规避代际冲突认知。其次，该效应通过品牌现代性感知与品牌怀旧感知的并行中介实现，反映了老字号品牌共鸣具有不同的形成路径。最后，消费者时间导向（前瞻性vs.回溯性）调节了叙事方式与品牌个性契合度对老字号品牌共鸣的交互效应，二者分别满足其对老字号品牌创新活力与历史传承的不同需求。本研究将叙事学范式引入品牌联盟情境，提出联合品牌故事的新叙事设计分类，丰富了联合品牌研究的视角，拓展了品牌共鸣理论在跨代际合作中的应用边界。在管理启示方面，为老字号品牌依据合作伙伴特质与目标客群时间导向选择叙事策略提供了可操作的决策框架。

郭锐, 仲瑾熠, 周敏, 袁祖良

2026 , 66 (3) : 141-159

摘要：数字化营销背景下，付费搜索广告作为电商商家获取流量的核心渠道，其点击率持续走低的问题严重制约营销效率。现有研究多聚焦广告信号，而忽视了产品信号及各类信号间的交互作用，难以完整刻画消费者的点击决策逻辑，因此厘清各类质量信号的作用机制及交互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以淘宝日用品类目下排名前60位商家85天的竞价广告数据为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系统检验产品信号（产品相对价格、历史销量）与广告信号（产品与搜索相关性、广告排名）及其交互作用对付费搜索广告点击率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保障结论可靠性。研究发现，产品相对价格与点击率负相关，高相对价格会增加消费者的认知负荷、加剧其决策不确定性，进而抑制点击意愿；产品历史销量与点击率正相关，其高观察性特征能有效降低消费者的决策成本、强化信任感知。在信号交互作用方面，产品与搜索相关性会强化两类产品信号的作用：与产品相对价格形成信号叠加效应，进一步加大消费者认知负荷；与历史销量形成信号互补效应，有效验证销量的真实性。而广告排名仅弱化产品相对价格的负向影响，其与产品历史销量形成信号冗余，导致调节效应不显著。本文完善了基于信号来源的质量信号分类框架，揭示了产品信号的核心作用及广告信号的差异化调节逻辑，丰富了信号传递理论在付费搜索广告领域的应用。基于研究结论，电商商家应差异化运营产品信号、优化展示策略，根据产品信号属性匹配广告策略以发挥信号协同效应；同时理性看待广告排名价值、避免盲目竞价，从而实现营销资源高效配置，为优化付费搜索广告策略、提升广告效果提供实践参考。

翁莉佳, 韩炜

2026 , 66 (3) : 16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