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气候危机日益严峻、可持续发展共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伴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国际强制性非财务信息披露政策如何通过出口贸易渠道影响中国企业绿色战略行为，是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本文以出口目的国实施的强制性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披露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双重差分(DID)模型，系统考察此类政策通过出口贸易渠道对中国供应商绿色并购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异质性和经济后果。(1)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出口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供应商的绿色并购行为，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替换变量、控制混淆政策、安慰剂测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政策效果通过双重路径实现:一是客户倒逼压力，即下游客户为规避供应链ESG风险向供应商传递合规要求;二是供应商主动传递绿色转型信号，即借助绿色并购向国际市场展示环境承诺。(3)异质性分析发现，该促进效应在污染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面临较强政府环境监管的企业中更为显著。(4)经济后果检验证实，绿色并购有助于提高企业对政策实施国的出口水平及其自身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此外，资产剥离也是企业响应该政策的重要方式。本文为理解强制性非财务信息披露的跨境影响以及企业在国际ESG规制下的绿色转型提供新的实证依据，研究结论对完善相关政策、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启示。具体而言，政府应完善非财务信息披露法规，加强环境监管与绿色转型国际合作;客户企业应提升自身绿色绩效，以带动供应链可持续发展;企业自身也可通过绿色并购传递转型信号，同时需防范盲目并购与“漂绿”行为，切实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吴滋润, 李青原

2026 , 67 (4) : 1-27

摘要：优化营商环境既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抓手，也是赋能企业创新，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2020年两万余家中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在厘清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发展现状与典型特征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多元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对企业创新意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维度营商环境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政务服务评价中“政府官员勤政、积极服务企业”、监管执法评价以及市场环境评价中“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的改善对企业创新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务服务评价中“行政审批手续更加方便、便捷”、法治保障评价以及市场环境评价中“企业从民间渠道筹资的难易程度”的改善尚未呈现明显的创新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营商环境的创新效应在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生产率水平较高、获得政府补贴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优化主要通过制度性交易、物流、要素、税费和融资五大成本的减负效应，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意愿。为充分释放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能，更好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从政府治理层面来看，应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营造透明公正的法治保障环境，构建规范包容的监管执法环境，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企业发展层面来看，应精准对接财税支持政策，推动降本与创新双轮驱动，融入中小企业专属扶持体系，破解关键发展瓶颈，实施人力资本与数字化协同升级战略，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毛德凤, 谢冉, 庆锦鸽

2026 , 67 (4) : 28-52

摘要：党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促进制造业、服务业数智化转型，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等重点任务。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数字经济落地转型的重要主体，而资金短缺长期成为阻碍其数字化转型的难题。中小企业规模小、市场话语权弱，账款拖欠问题严重，特别是政府欠款会直接挤占企业流动资金，加剧流动性压力。2018年施行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从立法层面明确规定政府及其部门、事业单位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究政府欠款立法治理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本文基于手工整理的2013—2022年新三板挂牌企业供应链数据，实证分析政府清欠立法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法治化清欠政策实施后，存在政府欠款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显著提升，且政策效应随欠款规模扩大而增强。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政策在转型意愿较强、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效果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清欠立法可盘活企业滞留资金、缓解融资约束，为企业数字化改造提供稳定资金保障。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重要实践内涵:政策层面，地方政府需依托数字治理搭建常态化清欠机制，统筹财政运行与营商环境建设，以法治化清欠稳定企业经营预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企业层面，中小企业应紧抓政策利好，依托资金条件改善加快数字化布局。同时，财政与国资监管部门可依托清欠工作疏通供应链资金流转，发挥国企链主引领作用，搭建产业链数字化协同发展体系，推动账款治理从短期纾困转向长效链式治理，从根本上破解中小企业供应链弱势困境，全面激活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力。

赵玲, 谢灿, 黄昊

2026 , 67 (4) : 53-80

摘要：场景驱动创新已成为数智化背景下制造企业价值创造的新范式，而AI可供性被认为是衡量技术能否有效赋能创新的关键变量。然而，在制造情境下，AI技术向创新绩效转化的内在机理仍存在“黑箱”，尤其是在不同场景创新模式下，这种转化路径的差异性尚不明确。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本文探讨了AI可供性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数字敏捷性和场景驱动创新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本文开发了场景驱动创新模式的测量量表。遵循“技术→能力→绩效”的研究逻辑，本文全面阐明了AI可供性、数字敏捷性、场景驱动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研究假设。随后，本文开展了实证研究以检验假设并得出结论。研究发现:场景驱动创新包括主动创造型场景驱动创新和被动适应型场景驱动创新; AI可供性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感知敏捷性和数字适应敏捷性在AI可供性转化为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主动创造型和被动适应型场景驱动创新模式分别有效调节了上述数字敏捷性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显示，AI可供性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及数字化基础较弱的传统制造行业中表现出更强的边际提升效应。在理论方面，本文通过数字敏捷性的中介效应打开了AI可供性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路径的理论“黑箱”，同时引入场景视角，丰富了不同场景驱动创新模式下AI技术应用机制的理论探讨。在实践方面，本文认为制造企业应重视并培育数字敏捷性，以实现对AI技术的有效利用;同时，企业应根据外部动态环境和业务需求灵活选择适合的场景驱动创新模式，从而最大化发挥AI可供性在推动高水平创新绩效中的驱动作用。  

赵宏霞, 李雪, 杨皎平

2026 , 67 (4) : 81-105

摘要：在极端天气频发与“双碳”目标推进的背景下，气候变化风险正成为影响企业经营稳定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冲击。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全国366个气象站长期观测数据，从气温、降水及其强度、频率和极端性等维度构建企业层面的综合气候变化风险指标，系统考察气候变化风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气候变化风险显著提高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且主要表现为增持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高流动性资产，减少持有至到期投资。这说明企业并非单纯追逐金融收益，而是在极端气候可能造成生产中断、资产损毁和现金流波动时，借助金融资产构建内部资金缓冲。机制检验表明，气候风险一方面增加灾后修复、耐灾改造和经营调整带来的外部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削弱债权人供给意愿、加剧融资约束，二者叠加抬升流动性风险，从而强化管理层的预防性配置动机。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效应在气候脆弱地区、风险分散能力弱、有气候损失经历、非国有企业、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较低及非多元化经营企业中更明显。经济后果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可在短期缓解违约压力，但中长期伴随更高盈余波动，具有阶段性和“双刃剑”特征。基于此，应将气候风险纳入融资监管和企业资产配置分析框架，区分防御型金融配置与投机型金融化;在高气候风险地区完善气候保险、指数型保障和应急融资支持;同时引导企业将金融缓冲与实体韧性投资相结合，提升技术改造、供应链稳定和灾害适应能力。

李明, 胥文帅, 余玉苗

2026 , 67 (4) : 106-134

摘要：在全面深化改革、高压问责与强力反腐背景下，基层公务员“不担当、不作为”的避责行为时有发生，已成为制约政府治理效能、损害公共利益与政府公信力的突出问题。现有研究多从制度结构、情境压力等视角展开分析，较少关注避责行为的道德属性，缺乏从伦理决策层面对其发生机理的系统阐释。本研究基于综合伦理决策模型，将升迁停滞界定为威胁基层公务员个人利益与职业发展的关键情境，从道德推脱视角揭示避责行为的生成机制与边界条件，为理解与治理基层避责行为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研究以广东省多地236名基层公务员为调研对象，采用三阶段滞后式调查收集数据，使用PROCESS宏程序和分层回归进行中介、调节及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升迁停滞显著正向影响基层公务员避责行为，感知组织剥削与感知与领导关系冲突在二者间起并行中介作用。升迁停滞引发的职业威胁感，会激活公务员的责备归因式道德推脱，使其将晋升受阻归咎于组织剥削或与领导关系冲突，进而为避责行为提供道德合理化依据。同时，晋升欲望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个体晋升渴望越强烈，升迁停滞对感知组织剥削、感知与领导关系冲突的诱发效应越强，两条中介路径的作用也随之强化。本研究认为，为减少基层避责行为，政府应构建多元、公正的职业发展支持系统，如完善职级并行、横向交流等机制，降低公务员的威胁感知。同时，加强领导与下属的沟通反馈，帮助其理性看待升迁停滞，矫正归因偏差。尤其应关注“高晋升欲望”群体，通过正向引导、任务授权与心理疏导，将其成就动机转化为积极履职动力，防止其滑向道德推脱与行为消极。 

肖林生

2026 , 67 (4) : 135-155

摘要：随着直播电商渗透率的持续攀升，市场逐渐分化出依托流量变现的“网红直播”与依托供应链且“无坑位费、无佣金”的“平台采购直播”两大模式。本文聚焦平台采购直播渠道，旨在探究其对拥有传统零售渠道的单制造商在拓展决策与多渠道定价策略上的影响。研究构建了由单一制造商与平台或网红组成的双渠道博弈模型，分别求解传统零售与平台采购直播、传统零售与网红直播模式下的均衡决策，并扩展引入了销售边际成本与平台议价权等市场参数，揭示了渠道控制权配置与利润分配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两类模式在定价上存在反转现象:头部平台直播售价低于头部网红，但由于缺乏压价能力且需分摊固定运营成本，非头部平台售价反而高于非头部网红，此时非头部网红灵活的低佣金与低坑位费契约赋予了制造商更大的降价与利润空间。在渠道选择上，面对头部参与者，制造商更倾向于与网红合作，通过保留定价权实施双渠道协同提价以实现收益最大化;而在非头部场景下，制造商更偏好平台采购直播以享受供应链的低成本红利。此外，当传统零售与直播渠道间的价格竞争加剧时，制造商会更依赖网红直播，借此向消费者转嫁高昂合作成本，同时利用差异化溢价缓解竞争冲击。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为企业战略布局提供了管理启示:低毛利率或营销预算有限的中小企业应优先选择头部平台采购直播，依托其轻资产优势走“薄利多销”的效率路线;高毛利或需快速建立品牌认知的企业则更适配网红渠道。同时，中小企业需警惕非头部平台“零佣金”背后的隐性运营成本陷阱，若缺乏流量扶持则极易陷入“高售价、低销量”困局，在此情境下选择非头部网红以保留定价灵活性反而是更好的生存策略。  

陈植元, 杜翼然, 马印瑞, 石冠群

2026 , 67 (4) : 156-185

摘要：在“双碳”目标硬约束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背景下，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已成为关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议题。供应商作为供应链关键节点，其碳信息披露影响下游企业运营稳定性。然而，部分企业策略性夸大减排成效，出现“漂绿”式迎合披露，既扭曲信号传递功能，也向下游传导风险。已有研究对不同质量碳信息披露的差异化影响及其供应链传导机制缺乏系统考察。本文以2008—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其供应商为样本，依托信号传递理论，构建碳信息披露迎合指数，实证检验供应商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差异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提升供应链韧性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第一，供应商非迎合性碳信息披露显著抑制企业供应链中断风险，存在迎合行为时则加剧该风险，经多重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成立。原因在于真实披露通过“言行一致”传递可信信号，而迎合披露具有时滞性，一旦暴露便引发剧烈冲击。第二，供应商碳信息披露通过合作关系稳定性、透明度及外部资源获取能力三条路径影响中断风险，对应关系承诺、信息校准与资源协同机制。第三，地方碳排放政策趋严与企业供应链话语权提升均强化上述效应，前者通过提高违规成本放大信号可信度，后者借议价优势强化对供应商的甄别。第四，上述效应在低碳试点城市、高市场竞争、高营商环境地区及高碳排放行业中更为显著。启示如下:企业层面，应将披露质量纳入供应商考核，借助迎合指数识别“漂绿”风险并依据供应商行业属性与所在地政策强度实施差异化管控;政策层面，应推进强制性、分级分类披露制度，健全“漂绿”惩处机制，搭建行业碳管理平台，加强环境与金融监管协同，将企业碳表现纳入信用评价，构建高韧性、可持续供应链制度环境。

黎精明, 李嘉慧, 刘佳钰

2026 , 67 (4) : 186-214